東盟國家“他塑”中國形象研究的意義

東盟國家“他塑”中國形象研究的意義

英国上市公司官网365印尼研究中心 張美雲

國家形象是建構國家話語體系的重要維度。它包含自我認知、自我宣傳的形象，也包括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和民族基于自身文化想象與現實觀察的“他塑”形象。它是由“自塑”與“他塑”共同塑造的，以語言學、傳播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系學等多學科交叉為基礎的國家形象研究，已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關注。盡管學者們對該概念的闡述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對國家形象進行學術探讨本身就是一個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 。随着“一帶一路”建設不斷地推進，“他塑”視域下的中國形象研究已成為國家形象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從目前情況看，研究國際社會主流媒體對中國形象的認知與塑造的成果頗豐，而對于社交媒體呈現的具有平民化文化想象特色的中國形象的挖掘則略顯薄弱。随着信息時代的不斷發展，社交媒體傳播信息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通過社交媒體的快速而廣泛的傳播，原本就滲透着自我文化想象的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會越來越偏離中國形象的實際。

中國形象研究現狀

近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不斷攀升，中國形象研究也成為政府、社會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理論熱點之一。而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較多重果輕因，注重文獻轉引，缺乏實證調研，多以新聞宣傳或文學影視、工藝産品、體育活動等具體内容承載“中國形象”的概念，難以客觀全面地塑造中國形象。随着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媒體話語在國家形象的塑造中開始起重要作用。近年來學界雖然越來越注重研究國外媒體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但大多數研究集中于主流媒體特别是當地的華文報刊，其以有限語料所構建的中國形象并非全面真實的中國。

（一）研究趨勢

以“中國形象”為主題，在中國知網（CNKI）中共搜索到14 216條文獻，其中近20年公開發表的文獻數量趨勢顯示，2008年學術界對“中國形象”的研究呈現一個較高的熱度；2013年達到峰值，當年總的文獻數量為1 316篇；之後的這6年，雖然總體趨勢有所遞減，但數量依然都在較高位置。結合中國及國際社會發展情況可以斷定，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是引發學術界更多關注“中國形象”的契機，而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再次激發了學術界的研究熱情，并将研究數量推向巅峰。

（二）學科分布

國家形象的研究始于國際關系與政治、傳播學、文學等學科，且已形成一定的研究規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當“中國形象”與各行各業聯系越來越緊密時，它就超出了學科邊界，凝聚了更多的精神内涵。

以“中國形象”為主題詞，在CNKI文獻中搜索到的14 216條結果，主要集中在文學、新聞傳播、政治、影視等領域，其中文學1 941篇（24.18%）、新聞傳播1 865篇（23.24%）、政治1 169篇（14.57%）、影視1 101篇（13.72%）。文學作品中對于國家形象的塑造與傳播，在各個學科中研究數量居于首位。一般是通過作家個人的創作以及學者的鑒賞或文學流派的考證來構建中國形象，這種形象塑造的手段以及傳播效果可能高于刻意的高成本的國家層面的宣傳，但是囿于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與現實中國之間的差距，往往會誤導其他國家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影視作品在塑造國家形象過程中與文學作品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所有文獻中，這兩種藝術形式對于中國形象的呈現或認知，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其他國家除本民族傳統偏見以外，建構“他塑”中國形象的最主要信息源。例如，作為當代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莫言的作品在海外得到了廣泛傳播，但海外讀者對其作品中塑造的中國形象的解讀也存在着種種曲解和誤讀，中國被描述為“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同情的世界”，“殘酷”“荒謬”“野蠻”“落後”等極具嘲諷和惡意的詞語俨然成為中國形象的标簽。這些都阻礙了中國形象的對外傳播，滞緩了中國融入世界話語體系的進程。新聞傳播作為國家形象宣傳的主要途徑，與政治學共同承擔了國家戰略層面話語體系構建的重任。在國際化大衆媒體不夠發達的時代，中國形象或建構于文學影視作品之上，或流傳在口耳相傳之中。在有了報紙和其他現代傳媒手段以後，中國形象不管是被大衆媒體所左右，還是為人際傳播所建構，都是新聞傳播學的讨論範疇。随着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手段的廣泛應用，語言學界也逐漸涉足國家形象研究，但從中國知網文獻數量看，所占比例不足3%。

（三）研究主體與研究内容

通過考察研究“中國形象”的文獻作者即研究主體可以發現，大多數來自高校和研究機構。來自傳媒和政府機構的不僅數量微小而且不成體系，國家形象的塑造成了學術研究的一場寂寞“狂歡”。

從主要研究人員及其成果看，管文虎《國家形象論》較早對“國家形象”概念進行了界定；張昆、徐瓊《國家形象刍議》進一步闡釋了其構成要素；從學科屬性看，張昆《超越文化差異型塑理想國家形象》、關世傑《美、德、俄、印民衆眼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問卷調查分析》等屬傳播學範疇，王海洲《國家形象研究的知識圖譜及其政治學轉向》等為政治學領域，徐放鳴《跨文化背景下中國形象的曆史呈現》則是文學文化研究。上述對中國形象的研究、對中國形象認知的調查多側重于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官方媒體或傳統文學藝術形式，鮮有面向社交媒體的研究。

根據知網文獻檢索的結果，從研究成果的關鍵詞及其共現矩陣來看，排名比較靠前的是“國家形象、中國形象、女性形象、中國、他者、形象學、軟實力、媒介形象”等詞語，而“中國”與“國家形象”的共現頻次最高，為104，相關的概念如“中國形象”與“國家形象”、“中國”與“形象”等共現率也比較高；其次是“軟實力”與“國家形象”共現頻次為66，相關的還有“軟實力”與“中國”“中國形象”“中國國家形象”“國際傳播”“對外傳播”等詞語共現率較高。由此可見，國家形象及其傳播的研究大部分是以國家的整體形象為切入點，具有較強的抽象性。擁有具象性特征且排名較靠前的“女性形象”一詞，與之共現的詞多為“中國電影”“内容分析”“建構”“塑造”等，主要是以文藝作品的形式呈現，而且大多是從自我認知的領域探讨中國形象。另外“他者”一詞排名也比較靠前，與之共現較多的詞為“中國形象”（59次）、“東方主義”（7次）等。“東方主義”一詞源于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這是建立在一個理論假設之上——中國是西方的文化他者——的研究。這個理論假設不僅主宰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也深深影響了中國本土的國家形象研究，其根植于西方文化想象的他者認知，對中國形象具有一定的誤讀和偏差性。這種對中國形象的誤讀随着西方文化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提升甚至影響到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形象的認知。

由上述分析可見，雖然關于中國形象的研究成果頗豐，但目前大多分布在文學影視、新聞傳播等領域，而且主要是将自我認知的結果進行對内、對外傳播。調查也多以國外主流媒體作為對象，鮮有面向社交媒體的平民大衆的認知研究，特别是面向東盟國家社交媒體的研究更為罕見。因此，以大數據技術對東盟國家社交媒體進行全數據計算，用媒體實證方法勾勒中國形象更加客觀的面貌，全面描繪中國形象在東盟國家被認知與“他塑”的動态過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真實中國形象的呈現具有深遠意義。

二、東盟國家“他塑”中國形象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6年來，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不斷深化。東南亞地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首倡地也是全球海外華人聚居的地區。但是東盟國家民衆（包括華裔新生代）對中國的刻闆印象的客觀存在，給中國形象與國家話語體系建構帶來了嚴峻挑戰。面對東盟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複雜的特點，結合信息時代媒體傳播特征，中國在建構“自我認知”形象的同時，更應該面向國外民衆，探析“他塑”形象的客觀面貌，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全面認知。

（一）東盟國家對中國形象的認知

與源于西方世界對中國認知的“東方主義”不同，同為“東方”範疇的東盟國家，對中國形象的塑造有其獨特視角。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東盟國家對于中國形象的認知和塑造，也有較強的對立性——不僅會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想象誤讀中國，而且會受“威脅論”影響，心生畏懼。

東盟各國與中國地理位置接近，曆史淵源深厚，且具有鮮明的多元文化特點。印度文化、中華文化、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先後在這一地區傳播，加上東南亞本土文化，形成了一個文化“多棱鏡”。從這一多棱鏡中折射出的“中國形象”受其自身的地理、曆史、政治等因素影響，蘊含了其理解周邊環境、分析國際問題的特殊知識和經驗基礎。而這個知識與經驗基礎，卻促成了東盟國家對華不友好的态度形成。

誠然，這種态度的形成有其現實和曆史原因。現實來看，中國的國土面積和人口總量均是東盟十國總和的兩倍多，中國的軍事力量和總體經濟實力排在世界前列，文化軟實力日益提升，加之西方鼓吹的“中國威脅論”，都會折射到東盟國家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中。曆史地看，中國封建時代的“朝貢體系”對東南亞也有波及，并且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在南海等問題上時有摩擦，這些都會給東盟對中國的理解投下陰影。随着新中國外交政策确立，中國形象得到不斷改善，特别是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交流成效明顯。但是，在普通民衆的認知範疇裡，依然會有曆史的和外在的影響。比如就對中國的态度而言，泰國民衆的認知是比較友善的，但社交媒體調查的結果顯示，詞頻較高的除了“偉大”“勤奮”“悠久”“繁榮”“發達”等正向情感詞以外，還依然普遍存在着“聲音大”“假冒”“仿造”“自私”“腐敗”“貪婪”等負向情感詞。而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有摩擦的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民衆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勢必會被所在國滲透政治因素，他們對中國形象認知的偏差性更大。比如“古老”“保守”“擴張”“惡毒”“陰險”“狡猾”“污染”“重男輕女”等在越南民衆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中詞頻較高。

（二）海外華人形象對“他塑”複雜性的影響

東盟國家作為海外華人數量最多的地區，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不僅存在鑲嵌着各國文化投影的想象認知，還受到所在國家華人表現以及華人自身“曆史認知”的影響。在此，不同文化的橫向“想象認知”和曾經源于同一文化的縱向“曆史認知”交織在一起，對于中國形象的動态現實塑造，就更為複雜了。

東盟國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不僅華人絕對數量全世界排名位居前列，而且人口比例中的華人占比也很高。由于各國曆史上的對華政策影響，大多數華人無緣政治生活，于是其勤勞智慧的天性便在商業活動中發揮得淋漓盡緻。東盟國家的原住民則認為華人搶占了他們的财富和資源，從而産生“仇富”“仇華”心理，甚至認為華人在經商時為達目的會“不擇手段”，推漲了本國行賄受賄之風，影響了淳樸民風，所以對他們心生反感。

另外，這些國家華人的現實表現及其對于“祖籍國”形象的言語表達也成為各國對中國形象“他塑”的重要參數。就目前東盟國家華人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情況看，老一代華人依然充滿着濃郁的熱愛和關切，為所在國與祖籍國之間的交流不遺餘力地做出貢獻。而新生代華裔大多實現了由“葉落歸根”向“落地生根”的角色轉變，他們對于祖籍國的認知甚至比所在國的原住民衆更為複雜——不僅包含現居國的民族文化想象，還偶有類似西方“香蕉人”的内心掙紮，有的甚至恥于國際社會對中國形象的負面宣傳而不願承認自己是華裔。因此這些華裔新生代矛盾的态度滲透到對中國形象的“他塑”過程中，也呈現出一種惡性循環。

（三）東盟國家“他塑”研究的重要性

許多學者，包括各高校漢語國際教育等專業的碩士及博士研究生，已經認識到了東盟國家“他塑”視野下中國形象研究的意義，開始通過搜集媒體信息或開展調查研究。但從現有成果看，大多數資料信息源于各國傳統主流媒體，特别是華文報刊，這些資料樣本具有一定局限性，并非“他塑”的全貌。

近年來，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自媒體（We Media）平台在互聯網的沃土上蓬勃發展，其傳播的信息已成為人們浏覽互聯網的重要内容，其傳播主體的多樣化、平民化和普泛化等特征對傳統主流媒體形成巨大沖擊，其内容的随意性、非官方性以及傳播的交互性，使得社交媒體中的觀點更容易被網民所接受并參與傳播。因此，研究東盟各國社交媒體對中國形象的“他塑”情況，對構建中國有效話語體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隻有結合“他塑”的現實問題，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将“合塑”的真實形象有重點、有針對性地對外傳播，才能夠及時糾正“他塑”認知誤讀，有效阻止不合理評價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