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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将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15日在兩會“代表通道”上表示，這是就業優先政策的升級版，提升和改善了宏觀經濟政策體系，使政策體系有了一個直截了當的目标。
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表示，随着我國勞動力供需形勢變化，就業總量矛盾逐步緩解，但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不容忽視。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要多管齊下穩定和擴大就業，強化政策協調，加大對重點人群的就業幫扶，同時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新就業形态，促進高質量就業。
強化對重點人群就業幫扶
“随着我國勞動力供需形勢變化，就業總量矛盾逐步緩解。”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王一鳴表示，從供給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以來累計減少約2800萬人，每年農民工淨增加人數由2010年的1245萬人下降到2018年的184萬人。從需求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服務業占比不斷提高，就業容量持續擴大。不過，随着科技進步加快和産業調整升級，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更趨突出，企業裁員和招工難、“有人沒活幹”和“有活沒人幹”并存，部分領域、行業、地區就業壓力更趨突出。
在這一情況下，哪些是穩就業政策關注的重點？王一鳴認為，是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的外貿出口企業，産能過剩行業、老工業基地和資源型地區，以及農民工、中低技能勞動者和高校畢業生等群體。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建議，對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崗位流失情況實施動态監測，及時制定應對規模失業的預案。在國内外經濟形勢變化對就業産生較大影響時，及時調整相關經濟政策，從源頭控制失業。
“對易受到外部沖擊和去産能過程中面臨困難的行業，應采取加大穩崗補貼、開發公益性崗位等措施保障就業，同時發揮好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托底作用。”王一鳴表示，加大對老工業基地和資源型地區的支持，通過促進創新帶動就業、專項技能培訓引導職工轉崗就業、鼓勵新業态發展吸納就業等舉措，緩解就業壓力。引導符合條件的農民工落戶、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鼓勵返鄉創業，穩定農民工就業。擴大高職院校招生規模，創造公平就業環境，合理引導預期，提高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就業質量。
加快發展職業教育
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既有利于緩解當前就業壓力，也是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戰略之舉。在摩根士丹利華鑫首席經濟學家章俊看來，2019年要繼續加強全方位公共就業服務、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要加強對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入，降低受教育者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加強對失業人員的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競争力。加快推進高技能人才建設步伐，建立高端人才集聚和發展平台。”莫榮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會副主委胡衛表示，應在貧困地區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使貧困人口掌握脫貧緻富的知識和技能，增強其就業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中西部貧困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職業教育發展明顯滞後。建議設立深度貧困地區高中階段普及攻堅計劃專項資金，并向中等職業教育傾斜；外引内培兼修，多措并舉，提高貧困地區職教師資整體水平；完善多元對口幫扶機制，提高針對性和有效性；推動産教融合，瞄準重點産業布局職教專業。
新就業形态值得期待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強對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态的支持。胡衛表示，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廣泛應用，催生出新零售等更具靈活性的新興職業。随着信息技術快速革新升級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正向促進，“靈活用工”就業模式在勞動力市場的占有率和影響力逐步增強。
在胡衛看來，滴滴出行、餓了麼等服務業平台形成了大量“靈活用工”。在“雙創”浪潮推動下，更多勞動力不再滿足于隻服務某一主體。新的就業市場發展趨勢帶來更多機會，政策應抓緊構建“靈活用工”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合理設定相應就業人員的社保繳納比例及繳納範圍，針對“靈活用工”就業人員收入來源多元化特點，進一步提高“靈活用工”的社保繳納監管措施和社會保障力度的可行性。
“随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互聯網+’不斷催生新産業、新業态，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的同時，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表示，例如，美團平台把技術與場景結合起來，讓外賣從一天幾十萬單的小生意成長為每日數千萬單的大産業。他建議，大力培育新業态，發揮龍頭企業的帶頭作用，及時總結經驗，輸出方法論。
“總體布局上，在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和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産業和生産服務，通過經濟增長拉動就業。”莫榮建議，在培育數字經濟、新能源、健康等新興産業中，形成比較優勢産業鍊促進就業。這些行業的特點是産業鍊長，可以大量吸納不同層次的勞動者就業。
此外，對于今年5.5%左右的調查失業率目标，蔡昉認為，我國現在面臨比較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一旦發生需求側沖擊，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意味着我國的經濟增長可能低于潛在增長能力。超過5%的部分應該屬于周期性的失業現象，這提醒宏觀經濟政策、貨币政策、财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更加主動，要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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