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剛剛閉幕的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經濟形勢作出重大判斷、對做好經濟工作作出精準部署。
會議強調，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這些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既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結構性的。
“穩中有變、變中有憂”表達了對于短期經濟的擔憂。基于此，會議指出，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财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币政策，适時預調微調，穩定總需求；積極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穩健的貨币政策要松緊适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改善貨币政策傳導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對于此次會議所強調的“逆周期調節”，業内人士認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在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雖可以接受結構性調整增速下降，但由于我國發展正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仍需經濟增長保持一定增速，因此其下行空間不能太大，逆周期調節就顯得尤為重要。
宏觀政策強調逆周期調節
下一步，宏觀政策将如何發力？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将如何調整？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宏觀政策最主要的還是針對穩增長進一步發力，同時兼顧營商環境的改善，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具體是從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兩個方面重點來加以說明。首先，積極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一是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進相關改革，改善企業營商環境聯系緊密，而且和擴大消費的目标也有關系。
二是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規模。這一措施主要還是針對基礎設施補短闆。地方政府融資模式處于轉型當中，就是從隐性的、不透明、不規範的融資，轉向規範的地方政府發債，包括規範的PPP融資。也就是要大力支持這一轉型，加快開正門的速度。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财政政策以往用“更加積極有效”來表述，今年改為“加力提效”。就是要增加力度，提高效益、效率。如何加力？應從兩個方面着手。一是減稅降費力度要增加。設計增值稅、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相關稅收改革，讓企業輕裝上陣。二是擴大投資的力度要加大，特别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具體可以通過擴大專項債券的發行來實現。2018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安排1.35萬億元，預計2019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将達到2萬億元。
對于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張立群強調，這一表述表明明年的經濟形勢有嚴峻複雜的一面，明年穩增長的宏觀政策将進一步加大力度。從國外來看，中美貿易摩擦對出口實質性的影響，明年會比較集中的反映出來。可以預判，明年外需增速将有所下降。同時，目前國内消費增速也有所下滑，消費能力不足的問題也值得關注。一旦明年外需下滑，内需不振，内外因素疊加，下行壓力将會加大。因此穩内需很重要。在此背景下，應當将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别提到的“有效投資”這一潛力發揮好，這就需要财政政策發力。可以通過地方政府專項債的發債規模擴大、适當提高财政赤字率、專項債的發債時間提前等措施來實現。
此外，張立群認為，穩健的貨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松緊适度，主要落實在兩個方面，一是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應當統籌協調好加強金融監管、結構性去杠杆、防風險、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在内的多個目标，落腳點非常明确，就是從根本上改變流動性偏緊，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局面。
如何疏通貨币政策傳導機制？張立群認為，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暢通”二字相呼應。通過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改革，讓整個國民經濟循環暢通，包含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暢通，包含貨币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這些都與相關改革密切聯系。同時，“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實際上是要進一步發展好資本市場。這與資本市場改革也有一個對接。因此，最後落腳點還是解決好民營企業，特别是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也與營商環境改善對接起來。
徐洪才表示，目前貨币政策傳導機制不通暢，中間環節較多，貨币市場利率水平較低，企業，特别是小微企業，實際融資成本高。貨币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央行要體現其逆周期調控職能，應當适度提升M2水平，目前M2的水平隻有8%，應當在現在的基礎上适當增加至9%-10%，這就需要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綜合運用其他貨币政策工具，提升貨币供應量，以緩解流動性緊張的局面。
三大政策應當形成合力
此次會議強調，結構性政策要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堅持向改革要動力，深化國資國企、财稅金融、土地、市場準入、社會管理等領域改革，強化競争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創造公平競争的制度環境，鼓勵中小企業加快成長。
社會政策要強化兜底保障功能，實施就業優先政策，确保群衆基本生活底線，寓管理于服務之中。
在張立群看來，結構性政策重點還是要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堅持向改革、向市場環境的法制化、規範化要活力、要效率。不僅要強化競争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更重要的是創造公平競争的制度環境，鼓勵中小企業加快成長。
而社會政策最重要的還是要保底線，就業優先，把基本民生的底兜住兜牢。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以及社會政策從不同角度把“穩”和“進”的大局協調好。“穩”是通過穩增長，包括守底線來實現。“進”最主要還是通過改革，通過市場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的建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再通過更加規範、有序的、充分的市場競争，優勝劣汰，促進更多優質企業脫穎而出，為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此外，徐洪才建議，在結構性政策方面，應當優化結構，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在2019年有所突破，這其中涉及幾大方面：财稅金融改革、國企、土地制度改革等。
“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和社會政策三大政策形成合力，進一步落實‘六穩’，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抓好七大任務，保證國民經濟和金融體系平穩運行，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标。明年是關鍵之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開放再出發元年。我們應當懷有信心并寄予期望。”徐洪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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