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濟網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
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制定多種适宜西藏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特殊優惠政策，為西藏地區的長治久安和長足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支持。1985年西藏開啟了以“内地西藏班”為标志的智力援藏項目，因能享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這項政策被稱為西藏孩子的“夢工廠”，培養了大量建設西藏的接班人。與此同時，為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們獲得更多更好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西藏自治區實行少數民族“單獨劃線、單獨錄取”的高考政策，每年有一萬多名學生錄取到全國各類高校。西藏自治區長期采用“統分統包”的就業政策，2003年西藏自治區頒發的《西藏自治區政府批轉自治區人事廳等部門關于改革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制度意見的通知》（藏政發〔2003〕19号）是關于西藏高校畢業生就業改革制度實施的第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西藏自治區大學畢業生就業政策由“統包統分”向“供需見面，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的過渡，但由于西藏現代産業發展不足這一先天劣勢，畢業生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就業導向難以得到落實，高校畢業生就業主要是以公開考錄基層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西部志願者”及“三支一扶計劃”等為形式的政府就業，可以說是以公考的形式變相對大學生實行就業分配。随着西藏生源的高校畢業生總量增加，自治區内機關、事業單位等主要用人單位人員趨于飽和，難以大規模進行公務人員招錄或增加就業編制，加之企業吸納大學畢業生的能力依舊有限，西藏高校畢業生供大于求的就業矛盾在加劇。
既有的關于藏族大學生就業研究大多聚焦于對大學生就業态度、就業觀念及就業能力等問題的探讨，普遍忽視了制度環境和文化心理對就業傾向的影響。本研究中西藏籍藏族大學生返鄉就業這一集體傾向，既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又是大學生自身社會認同的外現。當前大學生學習狀态和與之相對應的就業政策，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強化着西藏籍藏族大學生的自我認同，成為他們回歸本土就業的引力和拉力。本文嘗試運用自我實現預言理論及本體性安全感理論，通過對就業行動中不同類型主體的觀察與訪談，着重探析制度（政策）對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就業傾向的深層影響。
二、研究方法
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分析西藏籍藏族高校畢業生就業傾向于本土的原因，通過分析被訪者的話語透視其實踐邏輯。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就業傾向于本土是一個共性問題，由于群體内的個體在生活閱曆、學習經曆、綜合能力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性，因此背後的原因和動機也可能呈現一定的分層，本研究用求異法原則，[1]努力去發現同一個主體下的差異性和多樣性，通過深度訪談、沙龍論壇和參與觀察等形式收集資料，盡量把被訪者放在主體的位置進行自我呈現和表達。采用“信息飽和度原則”[2]選擇研究對象，當然，信息飽和在客觀上是難以實現的，因此主要是以筆者的經驗認知和研究目标所要求的飽和程度作為原則。根據“信息飽和度原則”的一般操作程序，筆者選定認為信息量最大的為第一人訪談對象（北京大學、内地西藏班插班生、城市，在藏族大學生人群中頗有代表性），待信息梳理後選擇與第一人差異最大的第二人（西藏職業技術學院、從沒去過内地，農村，相對普通人群），第一人和第二人均選擇在西藏就業，但行動背後的原因差異很大，學習經曆、生活閱曆是較為顯著的影響因素，根據這種差異性選擇了第三人，進行信息梳理和歸納，依次類推直到第二十二人，之後幾乎沒有新的信息，基本達到“信息飽和”，筆者為謹慎起見，共訪談了25人。
以往研究中對西藏大學生的概念模糊不清，在本研究中，西藏籍藏族大學生是指出生在西藏、生源屬于西藏的藏族大學生。根據内部差異性，筆者将其劃分為一直就讀于“西藏本地初高中及高校的大學生”、“本地初、高中+内地高校”、“内地西藏班+内地高校”、“内地西藏插班生+内地高校”共四類。
三、制度（政策）設計與大學生就業傾向
西藏享受國家多種扶持政策，也是受政策影響較大的地區，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就業傾向于本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制度設計的一種反映。“招生和就業是關聯性緊密的制度”，[3]在此，筆者對高考優惠政策下的大學生學習狀态、态度及與之相應的就業政策進行考察。
（一）現行政策框架下大學生學習、就業情境設定與行動取向
由于地理、曆史、語言等因素，在面對統一的、标準化的高考制度時，少數民族相對處于起點低、底子薄的弱勢地位。為改變這一狀況，國家通過實施“差異性補償政策”，保障更多少數民族學子獲得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不斷消除教育機會方面的不平等。該政策于少數民族學生而言，在學業上産生了極大的激勵作用，其制度增能的效應是顯著的，[4]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的擴充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強了各民族間的文化互動和交流。它是中國特色民族政策在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促進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繼續通過教育補償這一路徑，可以有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筆者作為該政策的直接獲益者，對此深有體會。
“在過去‘統分統包’的招生就業政策背景下，少數民族高考優惠政策與‘統分統包’就業政策保持‘對話’性關系”，[5]即保持人才培養目标與人才回流機制上的有效平衡，以此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西藏籍藏族大學生集體式返鄉就業，很好地迎合了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為西藏輸入了大量建設現代化西藏的人才。“2016年，西藏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提高到30.26%”，[6]根據國際上的一般劃分，高等教育入學率在15%至50%之間屬于大衆教育階段，顯然，西藏自治區已吹響高等教育大衆化的号角，推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化是現實的需要。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改革後在其他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出現了當地培養的人才難以吸引到本土就業的困境，而在西藏，市場化就業模式當前較難被高校畢業生（包括家長）接受。近幾年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下大力氣、多舉并措，引導、鼓勵高校畢業生選擇市場就業、自主創業，同時為了拓展就業渠道，通過援藏機制鼓勵大學生到區外就業，但目前來看，大學生對非政府就業外的就業模式偏好不明顯。基于這一現象，筆者跳出大學生就業觀念問題，以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在校的學習态度、學習狀況作為着眼點，對非政府就業影響最大的就業競争力進行了考察。
“少數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弊端，助長了功利受益者的僥幸心理和惰性心理，學生在努力獲得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同時，忽視了學習過程中學業成就的獲得，與合作和競争精神相悖”，[7]本文研究對象的所有被訪者均對此認同。不少訪談對象說：“當前我們的擇業取向主要還是受政策影響，即便很多優秀的藏族學生到了一流的大學，但是入學分數差距較大，一些工科學生因為學習吃力，畢業後所學專業不一定能用得上，況且回去考公務員是拿行測、申論的成績說話等等。從大一開始就不會把自己和内地同學放在一個競争平台上，雖然在同一環境學習，但會覺得自己将來和他們不用一起競争。”
如他們所言，在現行政策框架下，大學生入校後很多人的目标僅僅是不挂科、順利拿到學位證，而對成績排名、獎學金、實習經曆以及相關資格證書較為漠視，甚至有的學生以少數民族學生入學基礎較差，高考享受的是優惠政策等理由希望學校降低及格線和一些硬性标準，使優惠政策從入口環節延伸到出口環節。有的存在認識誤區，導緻弱化專業、缺乏規劃、不注重培養自身綜合能力等傾向，以緻從基礎性的差距累加為專業性的差距，未能充分運用大學中的寶貴資源提升自己，缺乏把政策動力轉化為内生動力，導緻就業競争力較弱。這是一種典型的自我預言的實現：我起點低、有“出路”—不積極參與競争—就業競争力偏弱—更傾向于回鄉參加“公考”。同時，所在高校的老師和學生也有“因為你入學成績起點較低，學習上對你可以更寬容”的觀念，在筆者看來，這不是歧視，而是對長期受惠于政策群體的一種正當理解，成為一種标簽化效應。在一次關于大學生就業的集體訪談上部分藏族學生認為：從小到大的參照群體僅指向内群體，這種參照群體的界定看似是求得自我安慰的一種策略，實則是政策背景下的自我預言實現。
在與就讀内地高校的18名學生的個案訪談中，他們均表示“因為入校時差距較大，所以一開始就不在同一個競争平台上；因為我要回去工作，不用和他們一起競争”。以“起點不同，出路相異”作為情境設定，在大學期間依據政策區隔建構參照群體，缺乏主動參與競争的動力，不把同班内地大學生作為自己的參照群體，而是建構一個“群體内參照群體”，變相形成一種校園“二元結構”。[8]
（二）透過“他者”看政策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
政策對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就業傾向的影響是顯著的，在訪談中筆者了解到其他藏區藏族大學生的就業認知和傾向是比較多元的。在問起被訪者學校裡來自其他藏區的藏族大學生的就業去向、擇業方式等時，他們給出的信息是近90%的人會選擇考研，或者努力留在所在高校的城市就業。其他藏區的藏族大學生所享受的相應的優惠政策較少，更注重尋求個體的向上流動，以考研或在大城市就業為主要意向。其他藏區的藏族學生有一定比例是來自于非藏族聚居區域，相比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在就業認知上顯得多元且具有市場意識和競争意識。可見，政策對西藏籍藏族大學生的就業傾向有顯著影響，“在本土就業”這種集體傾向并不具有鮮明的族群特征，而是來自同一區域、享受同一政策群體的政策烙印。
（三）政策對大學生就業傾向的影響及内部存在的差異
訪談中研究者設計了“如果沒有公考式的就業政策或者說每個人考上的概率非常小，你會怎麼樣？”這樣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通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能再次檢視政策對這一群體就業傾向的影響。他們認為：“當前政府每年提供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就業崗位還比較多，大家稍微努把力就能考上。如果沒有這種政策優惠，情況和别的省市差不多，那還是會考慮去内地找工作。”同時，他們還擔心，近兩年公務員越來越難考，覺得現在要把握好機會，如果在内地工作幾年再回去考，就業政策可能變化，自己就會有危機感，畢竟目前當地公務員很有吸引力。而且大學生通過“公考”成為黨政機關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概率比較大，公務員的穩定性對大學畢業生有一定吸引力，加上西藏屬欠發達地區，“嵌入式”而非“内源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缺乏自生能力和競争優勢，市場吸納大學生就業的能力不足。在西藏，以黨政機關為主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單位及從業人員比重高，也成為大衆認同感較高的職業，這成為他們“回歸本土”就業的主要動力。認為與其在區外辛苦打拼，不一定會成功，還不如回去就業。因此，在大城市的“漂”與小鄉鎮的“穩”之間，理性使然選擇後者。同時很多大學生表現出較強的戀根情結，表示自己可以在内地待幾年，但不願意在内地長期工作。他們注重“歸根”，西藏自治區每年舉行的選調考試是從基層行政、事業單位人員中進行選拔，這成為他們暫時到條件艱苦的鄉鎮工作的另一個動力，而如果選擇“漂”在異地，就很難找到“歸根”的支點。通過訪談了解，很多人的職業目标是穩定有保障的公務員，因而傾向于本土就業。當每個個體都追求理性與利己時，往往導緻集體層面的非理性結果而造成“集體行動困境”，[9]即紮堆式返鄉就業—就業吸納力低—就業壓力大。
在談到“如果在西藏公考政策完全被取消了，你們是否能接受？”這一話題時，回答是不一緻的，出現了群體内的差異。來自于内地西藏班（高中階段為插班生）的藏族高校生表示能接受這種變革，認為從長遠來講這樣的轉型是積極的，大學生自身也會因此做調适，他們幾乎都說到了同一句話—“人都是逼出來的”，聊到大城市裡的“蟻族”時，他們表示：“覺得他們有夢想，敢于挑戰敢于闖，當然前提是他們的就業壓力大，也沒有我們這種就業政策。如果當我們也遇到類似的就業困境，可能也會那樣。”而一些現就讀于高職或普通高校，上大學前一直就讀于西藏區内的初、高中被訪者表示不能夠接受那樣的現實，認為經過内地西藏班的選拔競争、高考的篩選機制，他們原本處于相對落後的受教育水平，對自我的認知是綜合能力不及内地西藏班的學生，且他們當中的多數從未離開過西藏本土，區外的城市于他們而言是陌生的，因而自信心不足。
當前的就業政策一方面對大學生順利就業提供了通道和便利，另一方面也對他們的行為産生了被動的影響，政策把他們“保護起來”，在對這樣一個政策的評判上，群體内部具有差異性。一般來講，就讀于區内的大學生對這種政策更有一種依賴感，他們一直生活在“一元”的環境中，除了“公考”，沒有更多的就業成功案例，這對他們的就業認知影響很大，更顯“公考”這種就業渠道對該群體的“正确性和唯一性”，對現行“公考”政策高度認同。相比而言，來自内地西藏散插班的藏族大學生受就業政策影響要小一些，這類群體對就業大企業感興趣，對“區内公考”不太傾向，即使參加公考，目标指向也非常明确，他們不願意去位置偏遠及縣級以下基層單位。
大學畢業生對現行就業政策産生了一種心理上的倚賴。長期以來的分配政策使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就業傾向于本土成為一種習慣，習慣的傾向使行動者偏向于選擇根據他們的資源和過去的經驗最可能成功的行為方式。根據吉登斯的本體性安全感理論，區域化和慣例化保證了本體性安全感的存在，本體性安全感來自既有的就業模式、就業政策。此外，還有一部分人的本體性安全感源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地域、人文、環境、習俗等，是一種本能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兩者在多數大學生身上具有交互性、重疊性。
四、結論與讨論
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就業集體傾向于本土的原因，從制度設計層面看是政策因素影響下大學生的“自我預言實現”的表現，政策成為他們“本體性安全感”的存在之一，現行就業政策作為一種核心拉力“牽引”着他們傾向于本土就業。“回鄉就業”是共性表現，但群體内部又有一定的差異性，即一直就讀于西藏本土學校的大學生由于更劣勢的文化資本，使他們的擇業觀念中難以形成去區外就業的觀念，就業觀顯得更為單一、保守，幾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每年兩次的“公考”上，對此有很強的依賴性，對“區外就業”這一問題很少加以考慮。而一直就讀内地的藏籍大學生，他們的就業觀顯得較為多元化，也敢于嘗試在内地的企業投簡曆、參加面試等，但多年的異地生活經曆和長時期的親情缺失，“家”、“家人”和“家鄉”在他們的概念中顯得格外重要，認為應當還鄉慰親，這部分的族群認同感比較強，除了原生性的族群情感，還顯現着一種責任意識，能反映出這類群體在政策投射下實現着“出去是為了更好地回來”的自我預言。這類群體中的插班生對就業政策的依賴程度相對低，其中一些人想在内地闖蕩幾年、積累經驗、學習新理念，但現行就業政策具有誘惑性，使他們難于放下目前“好時機”，同時也顧慮将來的種種不可預見因素等；那些僅在本科階段才踏出異地求學之門的大學生的文化資本基本處于前兩者之間，由于他們内地學習生活的時間短，文化隔膜和文化緊張在這一類群體上比較明顯，面對不一樣的環境、觀念、習俗等，存在一定的“适應障礙”，這種不适應性強化着他們本土就業的傾向。
随着西藏高校畢業生人數的累計增多，行政事業單位就業崗位的減少，大學生就業問題成為未來幾年事關西藏民生、社會穩定的一項重要任務，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就業實現全面市場化将會成為趨勢。從2012年起，西藏自治區政府開始推出系列區外就業政策，但在筆者訪談的大學生中很多人表示對此不了解或不感興趣，這也說明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對稱。
在進行因素影響分析時，發現這種返鄉就業的集體傾向，既是大學生、家長和政府的一種自我預言實現，又是大學生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看來，能夠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正是制度；按照莫頓的觀點，隻有通過制度的變遷才能沖破這種惡性循環。對此，應加大政策宣傳力度，構建良好的輿論氛圍。同時，政府應該加強頂層設計，對大學生的就業心理、就業需求等方面進行深入調研，精準化、差别化地、穩慎地推行政策改革，注重政策協同創新。筆者在與多個大學生訪談過程中，他們一直提到因為西藏籍藏族大學生區外就業的人少，可供學習借鑒的少，所以心裡很沒底。大學生就業過程理應成為一個人才流動的過程，但在西藏地區，人才流動模式更多是單向的，流進的多、流出的少。畢業生區外就業的成功典範少，未形成規模效應，使家長和大學生自身對此顧慮頗多。美國學者顧得曼認為，同鄉情感與組織之所以如此顯著與持久，是由于應付城市經濟與政治變遷壓力時具有靈活性、适應性和實用性。植根于地緣認同上的同鄉情誼和源自共同的鄉土意識和互助互利是我國都市異鄉人的一個重要的生存策略。”[10]在異地“地緣群體”的形成能夠很好地促進流動性就業，而目前這種“地緣群體”在内地還處于缺失狀态。
基于訪談資料凸顯的幾個問題與顧慮，筆者做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未來将區外就業政策和人才引進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能進能出”的人才流動機制，如在内地就業滿5到10年的優秀往屆生可以人才引進的形式引進到區内就業，筆者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大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态度，使他們“專于學業，精于專業”，同時滿足“歸根”的心理需求，從而改變西藏未來的就業（人口）流動模式，并形成良性的流動就業的“磁場”。這些人帶着内地發達城市的就業經驗、生活閱曆、先進工作理念和多元文化意識回去，很可能會成為本族民衆與内地發達地區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在未來文化和諧共生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促進西藏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更會帶動年青一代走向大城市積極參與競争。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上也提出“促進少數民族群衆到内地就業”，[11]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各族群人口進行跨地域流動對一個國家民族團結、多元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跨地域性就業模式必然會成為未來西藏高校畢業生的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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